推动中日影视文化交流 访留日归国人士董凡

本期人物：

         董凡，男，北京人。1989年赴日留学。在新宿国际日本语学院学习2年日语，之后考入专科学校王子经理学校,，学习一年时间后又考上研究生，并学习了半年时间。之后，进入当时的JCP会社工作。现为北京金海方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采访实录：
 
         我与董凡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中国沙漠义务植树志愿者演讲会上。据介绍，2009年董凡与日本伦理研究所中国事务所主任于振中、企业家廖理纯等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浑善达克创建了一个植树绿化基地，基本上每个周末都组织各行各业的人士去义务植树。2013年，他们又在张北地区开辟了第二个绿化基地，2014年还将在青海发展第三个植树基地。目前，在第一基地大概植树42万棵、第二基地大概40多万棵树了，都是樟子松和赤峰杨。之后，我专程前往董凡先生的办公室，就其留学等情况进行专访。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令人震撼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去日本留学的？当时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董凡：我是1989年3月26日前往日本留学的。去日本之前是在法院工作，当时北京市对于自费留学去日本的，在政法系统我是第一个被允许的。

         那时候我23岁，很年轻。我觉得在日本这五年的经历，对奠定人生观和世界观特别有帮助。当时，中国刚改革开放没几年，还比较落后，日本却很先进发达。那时，中国还是凭票买电子产品的时候。所以能去日本留学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当时在日本，外国人在日本语学校上学称为就学生，上大学才被称为留学生。我一开始是在东京，我所在的日语学校名为新宿国际日本语学院，在高田马场附近。我一般上学都是坐地铁到新宿站，然后走着去学校。学习了2年日语后，我考进了一所专科学校叫王子经理学校，在那里又学了一年。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考驾照了。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人中考驾照的并不多。我后来又参加了一次成人考试，考上一所大学院。上了有半年左右就进入了当时的JCP会社工作。这个公司是NHK下属的一个合作伙伴。

         谈到在日本的感受，我认为不论是打工还是上学，处处能感觉到那是一个文明礼貌的社会。当再回国后，就觉得自己与周围处处格格不入。比如和别人说话时，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习惯性的点头，别人就说你从日本回来后怎么老是点头哈腰的。不过，我觉得，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点头对人是一种尊重，而且是一种回应。让人觉得你在认真听。你要是左瞧右看的，其实你也在听，但是别人感觉不到你在听，那样很不礼貌。

         有一次我去长野县，给那边一个渔村组织一个祭祀活动，令我非常震撼。其实，那就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小的节日活动，到了约定的时间，村里的人穿上节日服装非常自觉地走出家门去活动现场，根本不需要敲锣打鼓地挨家挨户去叫去催，让人感觉到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在日本企业里边最明显。

         到日本去学习，不仅要看到对方物质方面的发达程度，例如电器产品以及新干线等，还要看到普通民众的高素质。在“硬件”方面中国追起来很快，也很容易，但是在“软件”方面追赶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因此需要中国人加倍努力。

         董凡先生参与拍摄的电影《暖》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80年代的日本影视剧影响深远

         记者：您出国的时候，中日关系交流状态是怎么样。

         董凡：在80年代，我们看了很多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例如电影《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电视剧《血疑》等影响了我们很多人。另一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电子产品，那时候大家找外汇卷想购买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几乎全是日本产品。当时，中日关系也非常融洽，而且在文化、经济、政治这三个方面的交往都非常频繁。

         记者：刚到日本对日本文化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

         董凡：在日本，我觉得没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我刚去的时候，在日本青山大学院学生食堂打工，学生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是自助餐。我经常吃的肚子撑得难受干不了活了，然后发现日本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于是就领悟到不能多吃，吃多了干不了活让人瞧不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觉到日本人不以胖自豪，还是瘦点好。据我观察，很多从日本回来的都比较瘦，很少有胖的。刚开始最不习惯的就是住的地方，是一种木质结构的简易公寓，房间的地板是榻榻米，房间面积只有3贴半（约合5.77平方米），当时我和一个一起去的北京同学住在一起，非常狭小，但是我感觉那个环境非常干净。

         ■参与拍摄电影《暖》 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在日本学习和你后来走向影视专业有什么关系吗？

         董凡：其实没什么关系，我是学法律的，我父亲当时是学外贸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学经济专业。日本的大学里经济方面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我当时为了获得签证，就随便选了一个专业。

         董凡先生参与拍摄的电影《暖》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后来你就真的在那边就业了是吧？

         董凡：是的，在日本留学4年之后就工作了，在JCB公司就业，该公司和NHK有些文化交流业务。一开始，我做文秘工作比较多一些，主要打一些文件、合同之类的。后来该公司就跟中央电台、NHK牵线拍摄一些电视节目。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叫《大地之子》。这个电视剧拍摄完以后我就回国了，因为在中国国内也需要做很多事情。96年的时候 ，NHK又搞了一次大型活动，是和四川电视台合作，从重庆开始一直到湖北宜昌4天不间断全球直播沿途风景。当时被载入了迪尼斯世界大全。在此之前，日本从没出动过超过100人（记者，摄影师，导演等）到中国来拍节目，而中方也出了不少人，差不多两方加起来有400人左右。拍摄期间我们租了3条大船进入三峡进行拍摄，三峡两岸也有好多摄影师在摄像。这次有关三峡纪录片的卫星直播，对中日两国影响很深远。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日本马上就有一个财团到中国来考察，考察之后马上就与中方签署了贷款协议。之后，我们1998年在广东深圳\珠海还筹办了西城秀树演唱会。其实，我回国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主要做的就是中日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时间是拍摄专题片，还有拍摄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引进了好多动画片、电视剧，其中就有日剧《血疑》的再次引进，在天津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高。那一年是温家宝总理访日的破冰之旅。另外，也有文化出口，比如《我爱北京》、《有话好好说》等。

         记者：您参与拍摄的电影《暖》曾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拍摄情况。

         董凡：2001年的时候，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是很好，有了想法之后就买了很多作家的小说回来看，其中就看到了莫言的短片小说《白狗秋千架》，我看了之后就感觉特别适合拍成电影，而且特别激励和震撼。正好，那年春节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春节去东北访问莫言，坐在一起吃饺子，我当时就想莫言在日本挺出名的。这就给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就是找导演。我想起来霍建起的一部作品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票房非常高，就赶紧跟霍导联系，并一拍即合。拍摄期间比较顺利。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推出来那年正好是03年非典那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是11月1日-5日。金鸡百花奖是10月底。我们先参加金鸡百花，拿了一个大奖，金奖最高奖、一个最佳制片奖、一个编剧奖。然后紧接着参加东京电影节，拿了一个最佳影片奖（金麒麟奖），还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奖。里边演哑巴的是个日本人香川照之。金麒麟奖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填补了一项空白。

         ■80年代的日本影视剧影响深远

         记者：您出国的时候，中日关系交流状态是怎么样。

         董凡：在80年代，我们看了很多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例如电影《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电视剧《血疑》等影响了我们很多人。另一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电子产品，那时候大家找外汇卷想购买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电视）几乎全是日本产品。当时，中日关系也非常融洽，而且在文化、经济、政治这三个方面的交往都非常频繁。

         记者：刚到日本对日本文化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吗？

         董凡：在日本，我觉得没什么不习惯的地方。我刚去的时候，在日本青山大学院学生食堂打工，学生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是自助餐。我经常吃的肚子撑得难受干不了活了，然后发现日本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于是就领悟到不能多吃，吃多了干不了活让人瞧不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觉到日本人不以胖自豪，还是瘦点好。据我观察，很多从日本回来的都比较瘦，很少有胖的。刚开始最不习惯的就是住的地方，是一种木质结构的简易公寓，房间的地板是榻榻米，房间面积只有3贴半（约合5.77平方米），当时我和一个一起去的北京同学住在一起，非常狭小，但是我感觉那个环境非常干净。

         ■参与拍摄电影《暖》 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在日本学习和你后来走向影视专业有什么关系吗？

         董凡：其实没什么关系，我是学法律的，我父亲当时是学外贸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学经济专业。日本的大学里经济方面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我当时为了获得签证，就随便选了一个专业。

         董凡先生参与拍摄的电影《暖》获东京电影节大奖。

         记者：后来你就真的在那边就业了是吧？

         董凡：是的，在日本留学4年之后就工作了，在JCB公司就业，该公司和NHK有些文化交流业务。一开始，我做文秘工作比较多一些，主要打一些文件、合同之类的。后来该公司就跟中央电台、NHK牵线拍摄一些电视节目。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叫《大地之子》。这个电视剧拍摄完以后我就回国了，因为在中国国内也需要做很多事情。96年的时候 ，NHK又搞了一次大型活动，是和四川电视台合作，从重庆开始一直到湖北宜昌4天不间断全球直播沿途风景。当时被载入了迪尼斯世界大全。在此之前，日本从没出动过超过100人（记者，摄影师，导演等）到中国来拍节目，而中方也出了不少人，差不多两方加起来有400人左右。拍摄期间我们租了3条大船进入三峡进行拍摄，三峡两岸也有好多摄影师在摄像。这次有关三峡纪录片的卫星直播，对中日两国影响很深远。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日本马上就有一个财团到中国来考察，考察之后马上就与中方签署了贷款协议。之后，我们1998年在广东深圳\珠海还筹办了西城秀树演唱会。其实，我回国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主要做的就是中日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时间是拍摄专题片，还有拍摄世界文化遗产。此外还引进了好多动画片、电视剧，其中就有日剧《血疑》的再次引进，在天津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高。那一年是温家宝总理访日的破冰之旅。另外，也有文化出口，比如《我爱北京》、《有话好好说》等。

         记者：您参与拍摄的电影《暖》曾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拍摄情况。

         董凡：2001年的时候，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是很好，有了想法之后就买了很多作家的小说回来看，其中就看到了莫言的短片小说《白狗秋千架》，我看了之后就感觉特别适合拍成电影，而且特别激励和震撼。正好，那年春节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春节去东北访问莫言，坐在一起吃饺子，我当时就想莫言在日本挺出名的。这就给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就是找导演。我想起来霍建起的一部作品叫做《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票房非常高，就赶紧跟霍导联系，并一拍即合。拍摄期间比较顺利。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推出来那年正好是03年非典那年。东京国际电影节是11月1日-5日。金鸡百花奖是10月底。我们先参加金鸡百花，拿了一个大奖，金奖最高奖、一个最佳制片奖、一个编剧奖。然后紧接着参加东京电影节，拿了一个最佳影片奖（金麒麟奖），还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奖。里边演哑巴的是个日本人香川照之。金麒麟奖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填补了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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